《置身事内》—宏观现象

上篇基于我国的实际状况，阐述了庞大的中国政府是如何运转的，现有政府财政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各地政府是如何处理财政、企业发展、税收之间的关系，下篇将从整个国家的视角去看城市化、国家债务、国际关系等问题。

城市化

首先就是快速城市化以及各个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带来的社会问题，有心仪工作的城市房价太高，而房价适合的城市没有心仪的工作，梦想买不起，故乡回不去，眼看着大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却难觅容身之所。

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城市化忽略了城市的核心“人”，地价要靠房价拉动，房价要由老百姓买单，按揭要靠买房者的收入来还，所以土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支撑房价和地价的，是人的收入，如果忽略了人，那城市化就入了歧途。

房价短期内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中长期主要由供需决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房屋供需都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年轻人涌入大城市，但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又受到政策限制，因此房屋供需矛盾突出，房价居高不下。

2015年之前的十年间，北上广深房价翻了两倍，年均增速13%，房价的涨幅远超收入涨幅，一线城市吸收全国的财富，省会城市吸收全省的财富，越大的城市，房价增速越快，地区间发展差异导致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而居住用地的供给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速，导致房价居高不下。

中国的建设用地指标不会因为一个地区发展好就有更多的指标，导致发展好的地方人多指标少，发展不好的地方人少指标多，本意想要减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但带来的人口流动问题却加剧了社会矛盾。

2020年，中央提出要对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区域流转进行改革，探索建立全国性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制度，尝试去改善这个问题。

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从中也可看出中国股市和美股的走势差异极大，A股也常常被嘲笑永远停在3000点，相对美股，稳定性要差很多，而中国房价稳定性就要好很多。

房价高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往往也高，一边很多人买不起，一边很多房子空着。我理解是因为房价高的城市，人们的投资属性是更强的，也就意味着往往一个人可能会有多套房产等待升值，这些人为因素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供给，进一步抬升了房价。

房价居高不下进步一带来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已经获得资本积累的人可以仅凭借资产增值衣食无忧，而没有积累的人只能拼命工作望房兴叹。

一个发展良好的城市，不仅需要高技能人才，也需要大量的服务型业态，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很高，随之带来的就是工作细分程度高，任何细分领域都可以找到目标人群，只要是市场化，贫富差距就不可避免，多劳多得才能鼓励人们把蛋糕做大，经济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弱贫富差距带来的问题，因为所有人的收入都在增长，只是增速不同。

不妨想象正在排队的两队人，富人队伍前进的比穷人快，但穷人队伍也在不断前进，所以排队的穷人相对来说比较有耐心，但如果穷人的队伍完全静止不动，哪怕富人队伍前进速度也减慢了，困在原地的穷人也会很快失去耐心而骚动起来，这种现象被称为隧道效应。

站在人本身的角度，这种事情完全可以理解，当不在前进时，就意味着肯定没有机会，即使缓慢前进，也意味着有可能看到希望，原地不动是及其恐怖的事情。

我从一个小城市来到北京之后，深刻的感受到了贫富差距是如此的恐怖，现在网络上流行的摆烂被一些媒体批驳，但作为年轻人的我真正的感受到，每天辛苦工作极少请假，工作几年赚来的钱甚至买不到脚下这片土地的一间厕所。但同时也能感受到，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嘴上说着摆烂，但其实非常努力，每个人都想完成资本积累，但资本积累永远是少数，结果就是眼看着蛋糕增速下来了，竞争越来越激烈，“卷”这个词就应运而生，每个人都非常焦虑，上班路上步履冲冲，每天早晚高峰上下班的人群像蚂蚁搬家一样从城市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每个劳动力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被分走一块蛋糕补充进养老金账户，甚至不知道自己老的时候，年轻时候缴的养老金还能不能拿到手。

来到大城市的年轻人，工作几年掏空六个口袋按揭买套房，随之带来的就是三十年的还贷之路，巨大的债务负担，虽然看着工资很高，但还贷后所剩无几，生活质量不一定会因为自有住房而提高多少。一旦经济不景气或者遇到裁员身体问题等，收入减少债务却不变，那么生活负担就会急剧加重，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当下，这种问题尤为显著。

债务

按揭贷款买房的结果是沉重的债务负担，人们在乐观时往往会低估负债的风险，过多借债。当风险出现时，又会因为债务负担沉重而缺乏腾挪空间，没办法应对。债务缺乏弹性、收入变化弹性大、家庭突然变故用钱都是可能面临的风险，一旦出现，就会导致本就沉重的债务雪上加霜。

一个部门的债务对应另一个部门的资产，紧凑的债务结构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传导到所有节点，银行不良率上升，信贷压缩，企业破产，失业率升高，进一步提升不良率，因此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就是快而猛。次贷危机的本质就是将债务金融化，将债务组合打包成优质金融衍生品，当债务增速远超真实经济增速时，不良率上升，出现恶性循环。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但是，上面的循环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这在中国不是太适用，完全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存在无法忽视的缺陷，个人的理性决策汇聚起来就会变成国家的非理性决策，这个时候就需要无形的手出面控制风险，平缓过渡。

发达国家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消费，对经济影响很大，这可以理解，毕竟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买买买。美国的消费约占GDP七成，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消费大幅下挫，成了经济衰退的主要推手。所以，在经济下行期间，消费会加速缩减，而在经济上行期间，消费会加速上升。

对于富人来说，消费品价格上升完全不会影响正常生活，而对于中产以下的人来说，经济下滑会严重降低生活水平，因为消费在其资产中的占比很高，因此经济下行会带来更加严重的贫富差距。

而对于穷人来说，大概率没有投资和资产处置能力，更倾向于消费满足物质欲望，债务偿还能力弱，一旦遇到波动，严重的可能会直接破产。

资本主义世界中，穷人无法偿还债务，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银行，银行是资金的中转站，面临的风险却一点不小：

• 规模大，杠杆高，一旦亏损超过杠杆率，就会直接亏没
• 银行存款大多是短期存款，但贷款却多是长期贷款甚至超长期贷款
• 银行信贷中房地产贷款占大头，是和土地价值绑定在一起的
• 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部门，次贷危机就是银行将垃圾按揭贷款作为优质资产打包出售

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业将近七成的贷款是按揭或其他房地产相关贷款。所以大部分银行并没有把社会闲散资金导向实体企业，变成生产性投资，而是充当了富人借钱给穷人买房的中介。这种金融服务的扩张，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加大了风险。

假如资金能被实体企业投资所吸纳，就不会流到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去推升资产泡沫，然而这在自由市场中是不可能的，企业研发风险高，回报不确定，这不是资本金愿意看到的，资本喜欢有稳定回报的资产，按揭贷款非常符合其要求。

中国是一个无法用自由市场理论解释的国家，有一个大政府进行整体管控，避免风险被爆破导致经济一蹶不振，其实纯粹的自由市场是不存在的，美国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一样受到政府的引导和控制，区别只是控制力度的差别。

而美国最富的10%的人掌握着90%的股市资产，美股下跌对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影响是巨大的，而在中国，房产价值下跌对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影响也是巨大的。

我国居民债务负担接近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负担低于发达国家，但企业债务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人挤破头考公考教资，而民营企业工作的基层员工苦不堪言。国企占用了大量的资产，但是对应的生产效率却没有提高，侧面挤压了民企的空间。

我国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应对风险的能力受限。若遭遇重大外部冲击，就可能面临债务违约风险。而企业裁员甚至倒闭，会降低居民收入，加大居民的风险，也加大其债主银行的风险，现在2022年的今天，这些问题在不断上演。

任何债务问题，解决方案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偿还已有债务；二是遏制新增债务，改革滋生债务的政治、经济环境。这里其实还要第三种方式，就是不偿还债务，手段很多，闭关锁国『朝鲜』、借刀杀人「美国」。

国内国际失衡

2019年出口产品中的三成可以归类为“高技术产品”，而在这类高技术产品的全球总出口中，我国约占四分之一。由于本土制造业体量巨大，全球产业链在向我国集聚，也带动了本土供应商越来越壮大。因此我国出口模式早已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绝大部分出口价值均由本土创造。

巨大的成功背后，也隐藏着两重问题。第一是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第二是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居民储蓄率高，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GDP大头主要集中在投资和出口上，但投资不是一个可以一直快速增长的事情，而出口的稳定性较差，在当下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特别是疫情的影响下，出口的波动较大。因此从消费入手，着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就是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重要切入点。

在这个大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谓“不平衡”，既包括城乡间和地区间不平衡以及贫富差距（第五章），也包括投资和消费等经济结构不平衡。而“不充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老百姓收入占比不高，“获得感”不够。

针对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并明确了如下原则：“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上面的原则中的部分条款，在疫情这两年的过程中，已经有所提现，比如明确了！我国将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制造业是科技创新之本，科技的本质就是将原子重新排列组合，让其可以在同样成本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在工业和科技领域，创新技术的数量是基础，然后在数量之上产生质变，虽然目前中国的专利数量和科技发展程度已经与欧美相当，但是发展时间较短，底子薄，积累的技术家底相对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差距，但这个不是问题，恰恰说明中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上升势头很猛，未来可期，如今人们对“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的认可度远高于10年前，这个认知有个滞后的过程。对技术和科学，也是同样的道理。

通过了解中国的技术发展之路，个人能学到的最重要的观念是要在发展中看问题，不断优化决策和路线，通过接收到的事件和事实，重建推演模型，拒绝二分法看世界，这样才能实现不断的成长和进化。

对站在科技前沿的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般从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开始，再到技术应用和专利阶段，然后再到大规模工业量产。但对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时候顺序是反过来的：先从制造环节入手，边干边学，积累技术和经验，然后再慢慢根据自身需要改进技术，创造一些专利。产品销量逐步扩大、技术逐步向前沿靠拢之后，就有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推进更基础、应用范围更广的科研项目。

所以对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制造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个技术创新大国不是制造业大国（至少曾经是）。而从制造业环节切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也是非常正确的方式，因为制造业不仅有学习效应，还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这些效果叠加能够代码巨大的价值增长。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转型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虽然政府目前仍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所谓“供给”和“需求”，不是两件不同的事，只是看待同一件事的不同角度。比如从供给角度看是调节产能，从需求角度看就是调整投资支出；从供给角度看是产业升级，从需求角度看也就是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 具体实施上有以下几个举措
  • 继续推进城市化，让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聚集
  • 制造业能吸纳的人口有限，解决就业和提高收入必须依靠服务业的大发展，而这只能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
  • 为常住人口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居乐业，要素市场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 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把更多资源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出来，分配给居民
  • 改个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扩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发展各种直接融资渠道，让更多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

落后的工业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先进国之间的种种冲突，历史上是常态。落后国家的崛起，必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对先进国的高效模仿和学习；二是结合本土实际，带有本国特色，发展路径与先进国有诸多不同之处。虽然第一个特征也常被先进国斥为“抄袭”，但第二个特征中所蕴含的不同体制以及与之伴生的不同思想和意识，先进国恐怕更难接受。

很多傻白甜对于制造业的直接复制具有心理上的不适感，被已经富裕起来的国家宣传牵着鼻子走，而事实是，正是因为复刻和成本创新，根据本国情况调整产品策略，才能让经济有所发展，将死棋盘活，否者就会成本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殖民地，现代化养鸡场，导致所有的国民受限于科技不发达，只能用农产品和服务高价换购发达国家科技产品，直到被发达国家吸血吸死。

未来不可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培养出一种“发展”的观念。一方面，理解发展目的不等于发展过程，发达国家目前的做法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过去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不可能一直有效。若不能继续改革，过去的成功经验就可能成为负担甚至陷阱。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抛开意识形态，不断去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政府与经济发展

一套严格的概念框架无疑有助于厘清问题，但也经常让人错把问题当成答案。社会科学总渴望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但这种心态需要成熟起来。不要低估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科学工具的质量。

市场和发展是复杂的互动过程，不可相信单向因果关系。有效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不断建设的结果，这一机制是否构成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取决于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机制缺失，政府在推动经济起飞和培育各项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角色也需要继续调整。

既不要高估发达国家经验的普适性，也不要高估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未来的适用性。老话说回来，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问题，一步一个脚印，继续推进改革。

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两种模式也一直并存，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平衡一直在变动和调整。毛泽东主席也并不信奉苏联模式，1956年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他就说过：“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毛主席就是地方出来的，深知这些的重要性，刚刚成立的国家不敢随便开放，因为一开就乱，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真的太妙了。

改革开放之初，基础设施不发达，经济落后而分散，只能走各地区独自发展再逐步整合的道路。在社会改革和变化过程中，人们需要时间调整和适应。变化速度的快慢，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感受天差地别。一个稳定和持续的改革过程，必须为缓冲和适应留足时间和资源。若单纯从理论模型出发来认识经济效率，那么这些缓冲机制，无论是社会自发建立还是政府有意设计，都会被解读为“扭曲”或“资源错配”，因其未能实现提高效率所要求的“最优资源配置”。但这种“最优”往往不过是空中楼阁。虽然人人都知道工业比农业生产效率高得多，但要让几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磨合和冲突。激进改革多半欲速不达，以社会动乱收场。

社会发展是个整体，不仅包括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也包括政府的发展，相辅相成。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往往越大，而不是越小，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瓦格纳法则”。因为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民众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政府在公立教育、医疗、退休金、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支出都会随之增加。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外来冲击也大，所以政府要加强各种“保险”功能。(8)另一方面，当今很多贫穷落后国家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政府太弱小，可能连社会治安都维持不了，更无法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环境。经济富裕、社会安定、政府得力是国家繁荣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

无论是政府服务的质量，还是政府收入的数量，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一样，都不是天然就存在的，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形式和表现，要受到政府资源和能力的制约，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也需要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

落后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必定与先进国家不同。所谓“举国体制”也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罢，在很多方面并不是中国特色。今日的很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是落后国家，大多也经历过政府主导资源调配的阶段。但各国由于历史、社会、政治情况不同，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与市场互动和协调的方式也都不同。本书阐述的“地方分权竞争+中央协调”或“官场+市场”的模式，属于中国特色。

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动员土地、劳动、资本等资源并将其投入生产，满足社会需要。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动员资源，但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无法形成供需良性互动的循环，生产率水平也很低。因此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始于满足社会需要。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各种市场都不完善，法制也不健全，私人部门很难克服各种协调困难和不确定性，政府和国企于是主导投资，深度介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一模式的成就有目共睹，也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目前缺乏属于地方的主体税种。以往依托税收之外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模式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因此要想扩大民生支出，可能需要改革税制，将税入向地方倾斜。目前讨论的热点方向是开征房产税。虽然这肯定是个地方税种，但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已经热议了多年，也做了试点，但仍未实质推进。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各个省的发展方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第一章开篇就提到，若单独计算经济体量，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都是世界前20的经济体，都相当于一个中等欧洲国家的规模。如果这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故事可以写很多本书和论文，我国各省独特的发展路径当然也值得单独研究和记录。可惜目前的经济学术潮流是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国别和案例研究式微，被称为“轶事证据”（anecdotal evidence），听起来就很不“科学”，低人一等。我对这种风气不以为然。虽然我从抽象和一般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学到了很多，但对具体的做法和模式更感兴趣，所以本书介绍了很多具体案例和政策。

经济发展必然要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政府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调控改变速度的快慢。社会变化过程快慢之间，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感受天差地别。对于环境的变化，人们需要时间去适应。人不是机器部件，不可能瞬间调整，也没有人能一直紧跟时代，所以稳定的改革过程要留下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缓冲。这种“渐进性改革”中的各种缓冲机制，往往会拖低效率，所以常常被解读为“扭曲”和“资源错配”。但任何成功的转型过程都离不开缓冲机制。

经济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国的GDP总量哪年能超过美国，而是探讨我国是否具备了下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还能继续齐头并进吗？还有几亿的农民能继续城市（镇）化吗？贫富差距能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吗？在现有的基础上，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具体政策是什么？因此本书在每个重要议题之后，都尽量介绍了当下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以便读者了解政策制定者对现实的把握和施政思路。有经济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崛起的过程时曾言：“在成功的经济体中，经济政策一定是务实的，不是意识形态化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无论如何，经济学的主要作用仍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和产生。学术的这一“提问”作用不应被夸大，也不应被贬低。世事复杂，逻辑和理论之外的不可控因素太多，所以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权衡、取舍、调整、改进。但发现和提出好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且“提问”本身，往往已蕴含了对解决思路的探索。切中要害的问题，必然基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因此，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不会过时的精神。

我出生于1980年，长在内蒙古的边陲小镇，在北京、大连、上海、深圳、武汉都长期待过，除了在美国读书和生活的六七年，没离开过这片滚滚红尘。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但经历和见闻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我可以用很多理论来分析和阐述这种乐观，但从根本上讲，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哪怕只是五六十年，也是一个远超认知的时间跨度，信念因此重要。1912年，溥仪退位，旧制度天崩地裂，新时代风起云涌，直到改革开放，仿佛已经历了几个世纪，但实际不过66年。

所以这本书没什么宏大的构思和框架，也没有预测，就是介绍些当下的情况，如果能帮助读者理解身边的一些事情，从热闹的政经新闻中看出些门道，从严肃的政府文件中觉察出些机会，争取改善一下生活，哪怕只是增加些谈资，也足够了。我是个经济学家，基于专业训练的朴素信念也有一个：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今日份感动：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